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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平等”漫谈

发布时间:2017-04-28 10:41:22


  在市场经济下,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均通过合同法进行调整,但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却又都专门制定了消费者保护法,重新架构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使得消费者享有权利,而不对应其义务,经营者承担义务,而不对应其权利。这样一种立法逻辑从何而来?这就要从二者的理论渊源说起。

    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理论渊源

    想要理清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理清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理解其理论渊源。《合同法》属于民法的范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二者其实质是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在法律关系中的体现。

    经济自由主义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法

    自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来,伴随着文艺复兴、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不断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以自由放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于在欧洲得以广泛的确立。

    亚当·斯密认为在经济学中存在着自然规律,任何的干预都是对自然规律的破坏,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这种自然规律下,每个人从“利己”的角度出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就会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商品的价格,资源的配置会被“看不见的手”处理得当。基于上述理论,政府就做得越少越好,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理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

    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渗入到法律之中。早在1804年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部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中,就确立了平等原则、私权神圣原则以及契约自治原则。民法的核心就是在于保护个人利益。可以说,经济自由主义是现代民法的思想渊源之一,合同法作为民法的分支之一,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其理论渊源即是来自于经济自由主义。

    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法的产生

    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的发展中,也逐渐展露其弊端。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企业和财团的出现,独占或者操纵市场,破坏了市场的竞争机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同时会导致过度竞争和资源的浪费。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市场万能的神话。国家干预主义走上了历史舞台。

    国家干预主义以凯恩斯为代表,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国家干预主义做了系统的论述。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有其固有缺陷,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弥补。他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流动性偏好”三个基本规律的作用下,使得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引发生产过剩,爆发危机。因此,必须依靠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干预,弥补自由市场的不足。

    在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罗斯福新政通过《农业调整法》《产业复兴法》《紧急银行法》《存款保险法》等一系列立法。使得政府运用强大的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平等和契约自由为原则的民法,注重保护个人利益,不能将这种新的法律关系囊括。一种新的法律制度——经济法得此产生并发展起来。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表现为对强者的制约和对弱者的保护。

    民法与经济法,不同利益之间的追求与统一

    正如前文所述,国家干预主义并非以否定经济自由主义为前提,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补充和修正的关系。经济法与民法也正是如此,民法注重保护个人利益,强调契约自由和形式上的公平。而经济法注重保护社会利益,制约强者保护弱者,强调实质上的公平。

    个人利益的追求总会或多或少对社会整体利益产生影响,从而对每个个人产生影响,因此,就需要经济法的介入,规范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行为,从而保护每个个体的利益,因此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形式的平等到实质的平等

    消费者问题产生的原因

    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民法和经济法在实际中的具体体现。从根本上来说,消费者与经营者本就存在利益冲突。生产经营者总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想要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而消费者也总想以最低的价格得到最好的商品和服务。

    当今社会,由于科技进步,经营规模的扩大化等原因,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平等法律关系开始失衡,资源和信息的极端不对称,使得消费者沦为其中弱势的一方。

    首先,科技发展和分工的细化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商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高度科技化、多样化、复杂化。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一般消费者缺乏专业的技术和知识,从商品本身根本无从辨别商品质量的优劣和价格高低,一切全依赖于经营者所提供的信息,使得消费者在交易上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经营规模的扩大化,使得经营者必须提高效率,简化交易程序,由此才有格式合同的出现。经营者事先拟定好合同,载明双方权利义务,统一印刷,以备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所用,但这种格式合同,是经营者单方制定,难免会有降低乃至免除其自身责任的条款,增加消费者责任。消费者个人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很难再去寻找专业法律人士咨询,使得消费者在交易上处于不利地位。

    最后,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实力悬殊,经营者往往是一些大型企业、公司,能够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控制价格,侵犯消费者权益。在消费者所购产品或服务发生问题之后,消费者往往难以维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平等的矫正

    在消费问题出现后,各国纷纷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但发现对消费者的保护条款,无法强行加入到合同法之中。

    以我国为例,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先后制定了三部合同法,现在所通行的是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法以契约自由为原则,属于民法的范畴,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

    我国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和倾斜,如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关于格式合同条款的规制,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违反公平原则构成显失公平的,受害方有权享有撤销权。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于免责条款和限制责任的条款,负有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不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的,该免责条款或限制条款无效。

    但相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合同法中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并不充足。例如,对于大型经营者垄断市场控制价格的行为的问题、对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责任举证的问题、对于消费争议的解决方式以及对经营者监督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旦放到合同法当中,必将突破合同法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等原则。

    由此世界各国因此纷纷制定消费者保护法,消费者保护法利用国家强制力,介入到合同自由之中,矫正形式上的公平,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在我国,广义上的消费者保护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等法律。

    与国家干预主义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补充和修正、经济法对民法的补充和修正相一致,消费者保护法也是对合同法的补充和修正。合同法旨在实现契约自由,希望双方在意思真实的情况下达成合同,而消费者保护法的核心就是在于实现信息的对称,使得消费者能够做出真正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从现代意义上合同法的产生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转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合同法的补正。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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